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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-05-15 01:38:00 作者:DF524 信息来源:第一财经日报

相蓝欣 瑞士日内瓦大学终身教授 美国前国务卿、著名战略家基辛格警告,如果中美两国不能建立一种持续合作的模式,那么两国就有对抗的风险,基辛格认为,美中关系有可能同19世纪末开始的英德关系那样,从合作走向对抗。确实,中美关系的症结是缺...,"防抓取,财易搜提供内容,请查看原文。"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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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[ 在全球价值链背景下,出口对就业的间接作用远远大于其直接作用,这一点对于服务业来说尤为明显。 ]

  [ 对比2014年与2000年的数据可以发现,14年间,就业对外依赖度有着较为明显提升的有中国、日本、韩国等经济体。从分行业的比较结果来看,中国整体对外依赖度的提升主要源于制造业;日本、韩国和德国是制造业和服务业同时提升。 ]

  在一体化进程方面,过去一年多,全球政治和经济格局继续发生着复杂深刻的变化。在地缘冲突、贸易摩擦、科技壁垒、国际制裁导致全球贸易和投资大幅减速的背景下,亚洲经济一体化阻力加大。

  博鳌亚洲论坛近日发布《亚洲经济前景及一体化进程2020年度报告》。报告从贸易对促进就业增长的视角,进一步阐述了经济体之间的经贸关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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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全球价值链背景下,除了出口直接带动的就业之外, 还存在与出口有关的大量间接就业。例如, 纺织行业出口不仅可以直接带动本行业的就业,还可以间接带动上游行业(比如农业)的就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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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报告对比了一些经济体在2014年以及2000年与出口相关的就业情况。结果显示,2014 年,中国、印度和印度尼西亚三个经济体与出口相关的就业人数最多,分别为14152.3万、6829.1万和2432.5万人。但这三个经济体的就业对外依赖度并不是最高的。2014年,英国的就业对外依赖度为19.6%。

  从分行业数据看,就业对外依赖度较高的经济体,其制造业的就业对外依赖度一般也很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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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2014年,美国直接和间接与最终产品和服务出口有关的就业人数为1087.6万人,就业对外依赖度只有7%,在所分析的几个经济体中对外就业依赖度最低。这意味着,美国总就业中高达93%的就业依赖其国内需求。

  从分行业数据看,美国制造业依赖国外需求的就业人数为282.3万人,远低于德国的492.2万人。即使美国服务业依赖外部需求的就业人数为719.6 万人,高于自身的制造业数据,也高于德国服务业的数字,但其服务业就业对外依赖度(5.5%)比德国(19.3%)低不少。

  报告同时强调,在全球价值链背景下,出口对就业的间接作用远远大于其直接作用,这一点对于服务业来说尤为明显。

  对比2014年与2000年的数据可以发现,14年间,就业对外依赖度有着较为明显提升的有中国、日本、韩国等经济体。从分行业的比较结果来看,中国整体对外依赖度的提升主要源于制造业;日本、韩国和德国是制造业和服务业同时提升。

  这些经济体就业大部分依赖本地的需求,但是,从14年间各类就业年均增长率的对比可以发现,除了印度尼西亚和澳大利亚两个经济体之外,与出口直接和间接相关的就业增长率都高于总就业增长率。这可以理解为贸易对促进就业增长的贡献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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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对于亚洲经济体来说,一个积极的方面是,东盟和中国、日本、韩国、澳大利亚、新西兰15个亚洲经济体宣布已经结束RCEP(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)谈判,将于2020 年正式签署协议。如果包括印度,RCEP 将占全球GDP的31%,全球出口的30%、进口的27%,亚太地区贸易的80%。

  报告强调,全球化和亚洲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,应该通过降低关税、消除壁垒和促进贸易来解决,而不是在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上走回头路。

  未来亚洲需要进一步确保全球价值链可持续发展,抵制全球贸易保护主义,改变本土企业发展滞后的情况,扩大区域内部市场,提升金融一体化程度,RCEP可为这些目标的实现奠定组织基础。

  2020年部分亚洲经济体将面临较大下行压力,报告认为,总体经济很可能出现零增长。但亚洲经济走势如何,最终还取决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发展及各经济体的应对措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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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美可从英德关系中借鉴什么

相蓝欣   瑞士日内瓦大学  终身教授  美国前国务卿、著名战略家基辛格警告,如果中美两国不能建立一种持续合作的模式,那么两国就有对抗的风险,基辛格认为,美中关系有可能同19世纪末开始的英德关系那样,从合作走向对抗。确实,中美关系的症结是缺乏基本的战略互信。中美之间的主要协调机制美其名曰战略与经济对话,实质上很少涉及战略互信,更多是解决经济等实际问题。因此,中美之间尚未建立一个具有强有力的政治保障的战略协调机制。  基辛格博士为何用英德关系作比喻?笔者认为,英德关系是一次世界大战前变数最大的一对关系,如果双方处理得当,本来有可能改写一战的历史。  1871年德国统一以后,俾斯麦首相的一个重大决策是放弃对海外殖民地的争夺,将德国的精力放在欧洲大陆。这个政策对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海外帝国的英国来讲,无疑是件好事。首先,德国不会同英国发生争夺资源和市场的战争。更重要的是,德帝国没有必要发展庞大的海军,而在英国看来,任何挑战其海军霸权的国家都是在触犯它的核心利益。于是,英德关系在俾斯麦时期基本上相安无事,没有实质性的战略冲突和战略猜忌。  然而,铁血宰相在1890年被迫去职以后,新生代政治家开始蠢蠢欲动,鼓吹德帝国推行全球战略的重要性,特别是大幅度地提升海军力量,旨在控制海权以与盎格鲁-萨克逊民族相对抗。  当德国在1897年以强占中国的胶州湾拉开其全球战略的序幕时,英德关系已进入了严峻的战略猜忌时期。即便如此,德国政府仍不断向英国释放友善信息,说明无意同英国交恶,并刻意强调,德国民族和盎格鲁-萨克逊民族的天然血缘纽带,同时也没有实质上的地缘政治冲突。在德国看来,德英一战是完全可以避免的。  从英国方面来讲,与德国交恶也不是初衷。德国的全球战略本不是直接针对英国的海上霸权,而是以保护海洋贸易通道为主要目标。不过,此后德国领导人的表现却给两国已经开始微妙的关系带来新的变数。  首先是大嘴巴德皇威廉二世的种种惊人言论,比如在八国联军侵华的行动中强调文明对付野蛮的黄祸论。在英国初败于南7a686964616fe59b9ee7ad9431333332643234非的布尔战争时公开向英国的死敌克鲁格致电祝贺,还有两次摩洛哥危机事件中的种种异常表现,迫使英国人逐步把德国认定为敌国,并最终加入了协约国军事同盟。  奇怪的是,德国政要对英国的战略猜忌缺乏敏感。为了向伦敦示好,柏林曾向英国提出军事上帮助大英帝国保卫殖民地的友好建议,而英国却立即认为德国本身就有染指英帝国版图的战略意图。德国想离间英法关系,防止其结盟政策奏效。但英国在同德国打交道时,只是心存疑虑,并未向德方表明什么条件下可以继续保持良好的关系,至少不会成为军事对手。  因此,一战前英德双边外交的失败是基于对对方的战略意图的误判。用基辛格在《大外交》中的话讲,双方都提供对方不想要的东西,而向对方提出的要求也正是对方不愿提供的。因此,尽管英德两国传统的对抗基础并不深厚,但到一次大战前终于成为敌对的双方,这个惨痛的历史教训是值得后人牢记的。  当然,同英德关系相比,中美关系要复杂得多。首先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所占比例就不同。美国的中国威胁论的出发点是两国政治体制的不同。中国经济进入高速发展的阶段以后,西方一直有人鼓吹中国经济威胁论和中国军事威胁论,近来由于所谓中国模式的讨论,包括中国人自己对这个议题的热衷,中国威胁论又开始以一种更加令人担忧的形式现身,演变成了更具有意识形态背景的中国模式威胁论,渲染中国将成为美国或西方民主自由的发展模式的终极挑战。对西方的捧杀和棒打,中国人都应当持平和的心态。世界上大多数人都明白,中美交恶将是世界的灾难。但是中美之间缺乏战略互信,战略误判是有可能的。我们只有了解历史才能够因势利导,正确把握中美关系发展的大趋势。本回答由提问者推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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